香港秦朝至元朝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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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朝開始，香港地區成為海上交通要衝，而小規模的鹽池亦被發展。唐昭宗光化四年（公元901年），新界原居民開始在香港定居。
[编辑] 政治及行政[编辑] 秦朝至晉朝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派軍平定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帶正式納入其領土，屬番禺縣管轄。由前203年開始，香港一帶由南越國所管轄，仍屬番禺縣，當時已置有鹽官。[1]直至前111年西漢滅南越，香港一帶才再由中原皇朝管治。 自漢朝起，香港地區開始有漢族定居。李鄭屋村古墓被認為是東漢時的建築。此外，香港也發現過不少漢朝的文物。竹篙灣曾經發掘出漢朝的陶片，后海灣鰲磡石則發掘到當時的青瓷器。此外，大嶼山白芒、滘西洲、馬灣東灣仔及掃管笏均發現完好層次的漢朝遺物，如陶器、瓷器、鐵器和大量銅錢等。[2] 東漢滅亡後至隋朝之前，香港地區先後受東吳、西晉、東晉及南朝各政權管治。因為文獻和考古的發現較少，這段時期的香港歷史資料比較缺乏。[2]東晉末年，盧循領導的浙東起義軍曾經攻陷廣州城。義熙元年（405年）起義失敗後，餘部多退至今大嶼山一帶[3]，為有文字可考最早的香港地區移民活動。在臨近屯門的青山禪院内雕塑，相傳是南朝宋元嘉五年（428年）的一位佛教僧侶杯渡禪師的人像[4]。 旺角通菜街和豉油街交界曾發掘出共121件漢朝、晉朝和唐朝陶器、陶罐和陶釜殘件、製陶工具、各類缸瓦殘片和青磚，[5]。 [编辑] 隋朝至唐朝隋朝末年，香港地區曾為蕭銑的梁政權的管治範圍。至621年唐滅梁後，香港地區由唐朝管治。 唐朝時期，中國與外地的海上貿易日漸發達，對象包括波斯、阿剌伯、印度、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等地。而屯門地區 （即由現時東莞至大嶼山的一片包括后海灣的沿海地區）扼珠江口外交通要衝，外地人士會先經屯門地區，然後北上當時的國際商埠廣州進行貿易。由於屯門地區是海船進出廣州的必經之地，因此被用作軍港及避風港之用。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設立屯門軍鎮[6]，駐有2,000名士兵，以保護海上貿易。天寶二年（743年），浙江海賊吳令光於溫州作亂，當時南海郡守劉巨麟便從屯門軍鎮調兵平亂。 由於當時屯門地區的著名，當時詩人韓愈的《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之六及劉禹錫的《踏潮歌》也有提及屯門之名。而《新唐書》也曾引用唐朝地理學家賈耽撰《古今郡縣道四夷述》中的『廣州通海夷道』條說：『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 另一方面，唐朝時期的鹽池管理亦相當發達，而燒瓷業也略具開始規模。 [编辑] 宋朝及元朝五代十國時期，香港地區曾為南漢所管轄。當時南漢政府除了在大埔海一帶開設媚川都採集珍珠，創香港採珠業之始，當時的統治者劉鋹更於969年將屯門山（今青山）封為瑞應山，並立碑紀念，惟此碑已不能找到。 宋朝期間，從中原地區移居到香港一帶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宋神宗崇寧年間的進士鄧符協遷往岑田（今錦田），以及北宋末年進士侯五郎之子侯卓峰遷往河上鄉等。這兩組族人連同元朝遷入新界範圍的廖姓、文姓及彭姓，被合稱為新界五大氏族。另一方面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李昴英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大嶼山的梅蔚（今梅窩）也是其食邑之一。其後人則定居於沙螺灣一帶。 香港現時也發現一些宋朝文物，包括大廟灣的石刻和石壁、米埔和奇力島出土的錢幣，以及在大嶼山稔樹灣、石壁和鰲磡石的青瓷等。[2] [编辑] 宋末幼主逃難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五歲的宋恭帝和大臣在臨安（今杭州）投降元朝蒙古軍。將領張世傑擁立的恭帝庶兄宋端宗趙昰，並和部眾在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輾轉流亡到碙州梅蔚（今大嶼山梅窩），同年四月再抵達九龍官富場古瑾圍（今馬頭圍）一帶，停留約5個月。趙昰和他的弟弟趙昺休息的大石後來被人刻上『宋王臺』三字。同年九月，流亡朝廷再逃到淺灣（今荃灣），但於同年十一月，元將劉深襲淺灣，便再逃到東莞虎門。翌年（景炎三年，1278年）三月，他們再回到碙州，適逢趙昰病死，趙昺被擁立，在梅蔚登基，後人稱為宋帝昺。同年六月，他們擬循海路西渡往新會。但於景炎四年（1279年）二月，當船隻駛至今日廣東新會崖門時，元軍趕到，宋師戰敗，大臣陸秀夫背著8歲的趙昺在新會崖山附近跳海殉國，宋亡。 [编辑] 工商業及貿易發展[编辑] 採珠業五代十國時，南漢後主劉鋹於南漢大寶六年（公元963年）在大步海（今吐露港）設「媚川都」，招募採珠士兵數千人，專門從事潛水採珠。「媚川」取自晉人陸機《文賦》「水懷珠而川媚」；「都」為軍翼之意，為駐軍之一種。採珠工作艱辛危險，宋朝初年曾一度被廢，後來才恢復。宋朝時期是大步採珠業的巔峰，一度與合浦（今廣西北海合浦）齊名。 元朝時期，朝廷對採珠業相當重視。元仁宗延佑六年（1319年），當局設廣州採珠提舉司管理大步海一帶的採珠，曾因擾民而於翌年廢置，但又於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復設。 [编辑] 製鹽業早於漢朝時，香港一帶已有一定規模的製鹽業。西漢時期的南越國，香港一帶亦已有鹽官的設置[1]，南越國滅亡後鹽官一職依然保留。而於漢朝期間，官府會給予當地居民一種叫牢盆的工具供鹽戶煮鹽[7]。到了三國東吳時期，香港一帶的番禺縣改屬東官郡，郡內的鹽場統稱為東官場。吳末帝甘露二年（266年），東官郡置「司鹽校尉」（東晉起改稱「司鹽都尉」）管理郡內鹽場，並派鹽官駐守當時郡治。這種體制一直延續到唐朝。 宋朝時香港地區的製鹽已相當具規模。因為鹽業利潤高，宋朝初年政府曾在九龍灣西北及西南沿岸，即尖沙咀與茶果嶺之間一帶，設立『官富場』，派造鹽官並駐兵，管理這一鹽場。根據《宋會要》記載，宋孝宗隆興元年 （1163年），由於官富場的產鹽量未如理想，曾一度廢置並併入另一個官方鹽場「疊福場」（位於今沙頭角東北、大鵬灣西南）。後來因官富場產鹽量回升，於是再度恢復設置。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六月十五，官富場鹽官嚴益彰響佛堂門天后廟後面寫有《摩崖題記》，為香港現存最古老有年份的石刻。 另一方西，大奚山（今大嶼山）也曾是香港地區重要的鹽產地。宋高宗紹興年間，曾招降盤據大嶼山的鹽梟，選其少壯者為水軍，寬其漁鹽之禁，稱之為腌造鹽。然而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朝廷明令打擊大奚山私鹽，引起當地居民強烈不滿。至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廣東提舉鹽茶徐安國派人前往大嶼山緝捕私鹽販子，引起島上大規模的鹽民起義，史稱大奚山鹽民起義。以高登為首的起義者一度乘潮漲攻到廣州城下，後來起義軍被鎮壓。[8] [编辑] 製造業唐朝開始，香港一帶開始發展出製造石灰行業。石灰當時可用作保護木船免受蛀蝕、為容器防漏、中和酸性土壤、建屋、製鹽等用途。在香港多個海灘，均曾發現圓拱型灰窰。[2]此外，香港一帶於唐朝起也發展出燒瓷業，現時境內已被發現60多個平陷式圓窰爐遺址，其中赤鱲角深灣村的13座爐附近，更發現兩萬多片青瓷。 元朝時期，香港一帶亦有冶鐵工業。於赤鱲角蝦螺灣，曾被發現元朝時期的鑄爐十三座。[9] [编辑] 航運業
唐朝開始，由於鄰近的廣州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朝廷也設立了屯門軍鎮確保海上交通的安全，香港一帶的航運業開始得以發展，不少貨物經香港一帶轉運到沿海地區。到了宋朝時期，航運業變得更為發達，九龍灣的海上有不少商船來往停泊，而一些福建人也來到九龍一帶開村。例如據九龍蒲岡村《林氏族譜》記載，宋時福建莆田一位名叫林長勝的，舉家遷往今日黃大仙附近的彭蒲圍（即今日的大磡村）。他一連幾代靠行船為生，艚船往來於福建、浙江及廣東等地。一次，他的孫子林松堅、林柏堅駕駛艚船出海遇到颱風，船毀貨失。他們兩人力挽船篷，緊抱船上祀祭的林氏大姑神主，浮到東龍島（南佛堂），安全脫險。他們認為這是神靈保知，便在南佛堂修建了祭祀林氏大姑的神廟。林松堅的兒子林道義後來又在北佛堂修建了一座同類神廟。這個林氏大姑即後來人們所稱的天后。宋代林氏家族的遷徙史和本地區南北佛堂天后廟的修建，曲折地反映出當時本地區航海業的發展。[10]而考古發掘亦有不少宋朝瓷器及銅錢於九龍灣沿岸一帶發現，很可能與海上貿易有關，也證明當時九龍灣一帶相當富裕。[11] 香港東部的佛堂門，在宋朝開始成為水上交通要道之一。南宋慶元六年（1200年），佛堂門便建立了海關收取稅項，現時仍存有古稅關的遺址。 [编辑] 漁農業因為商業的蓬勃，規模較大的移民在宋朝時開始。漁業和農業亦因有需求而發展。宋神宗時，進士鄧符協（江西吉水人）在赴廣東陽春任縣令的途中，曾由海道經過今日新界的屯門，對當地風土之美十分欣賞。因此，他在任滿辭官之後，舉家遷往岑田（錦田）。鄧符協在此置田園、築廬墓，從事農業開發。他修築了錦田的南北圍，還將其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的遺骸遷葬新界。[12] 此外，北宋末年，進士侯五郎搬至東莞縣，其子侯卓峰遷往今日河上鄉築茶寮，做小生意。其後人目前仍居住在新界的河上鄉、燕崗、金錢、丙崗等地。[13] 宋代以後，廖、文、彭等族陸續遷入；其中文氏是宋末領袖文天祥的族人和後人。他們與鄧、侯兩族，合稱新界五大氏族。 當時的農業以稻米為主，也有種植蔬菜、水果及茶葉，惟多數都是供自用。 [编辑] 註釋[编辑]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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