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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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建立香港殖民地之前，還未有「香港」這個行政區域的概念，所以之前的歷史皆附屬於嶺南或香港各地區的歷史。
[编辑] 史前和早期歷史考古研究指出，香港的人類活動可以追溯至39,000至35,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西貢黃地峒一帶發掘出多件當時的石器[1]。而公元前4千年新石器時代的文物發掘，表明本地文化與中國北方包括龍山文化的石器時代文化是有分別的。在大嶼山、赤鱲角和南丫島已發掘出陶器、石製和青銅的捕魚工具和兵器，風格與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大灣文化相似。[2]屯門掃管笏和西貢沙下均出土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遺物與遺蹟，而馬灣東灣仔北之考古亦發現有二十座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器時代早期墓葬。 前2千年至前1千年，香港一帶初期受東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影響，後期中原商代的青銅文化傳入。至前1千年前，香港一帶屬於古越文化的地盤，籠罩於戰爭氣氛中。此時期香港沿海地區出現不少水晶飾物的製作工場，交換珠江三角洲腹地生產的硬陶。[3]現時八處石刻已在東龍島、滘西洲、蒲台島、黃竹坑、長洲、大嶼山的石壁、香港島的大浪灣和西貢的龍蝦灣被發現。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認為與生活在相當於商朝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氣和祈求風平浪靜有關。[4][5] 1930年代的考古發現，被認為與前6世紀至前3世紀戰國時代時香港鄰近廣東地區的文化有關聯。[6] [编辑] 秦至元朝時期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派軍平定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帶正式納入其領土，屬番禺縣管轄。由前203年開始，香港一帶由南越國所管轄，直至前111年西漢滅南越，香港一帶才再由中原皇朝管治。其後的東漢、東吳、西晉及東晉初年，香港一帶一直仍屬番禺縣。東晉咸和六年（331年）起，該地區屬寶安縣管轄。東晉末年，地方民變首領盧循在劉裕率兵征討之下，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嶼山定居。其後香港地區歷南朝及隋朝政權的管治。 唐朝開始，隨著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香港地區開始有較明顯的發展。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香港境內設立屯門軍鎮[7]，派員二千駐守來保護海上貿易。當時軍隊屯駐在今天的屯門，該區因而得名。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起，香港地區改屬東莞縣管轄。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新界五族[8]的原居民開始在香港定居。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大步（今大埔）一帶盛產珍珠，南漢劉氏遂於大寶六年（963年）設官辦珠場，稱為媚川都。宋太祖趙匡胤滅南漢後明令禁止官方採珠，但於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朝廷恢復採珠，直至南宋後期。至元朝曾復採官珠，但受到士紳反對，不久又再次停辦。 香港海岸線漫長，故香港多處皆適宜興建鹽場。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朝廷於現時九龍灣一帶設立官富場，並派鹽官駐守，負責產鹽及統籌各小型鹽場。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5月29日，朝廷明令取締大奚山（今大嶼山）的私鹽，引起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鹽民起義。 南宋末年，兩位小皇帝宋端宗趙昰和宋帝昺趙昺被元朝軍隊逼迫逃到香港，據說曾在九龍土瓜灣一塊大石頭上休息，人稱該處為宋王臺，後經荃灣循海路西渡前往虎門。後來他們返回大嶼山時帝昰病逝，宋帝昺在梅窩登基。因元軍追趕，遂逃到今日廣東新會崖門，但被元軍趕到，陸秀夫於是背負8歲的趙昺跳海而死。 [编辑] 明朝時期
明代的香港地區在商貿上已漸漸蓬勃起來，人口亦有所增長，更成為海防要地。當時，明代在這裡設防，主要是為了防禦南中國海一帶的海盜、日本來的「倭寇」、葡萄牙和荷蘭的侵略者。明朝中葉，廣東沿海有三路巡海備倭官軍。其中的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諸海澳」。[9]佛堂門在香港地區，該地區顯然屬於中路的防禦範圍。萬曆年間的《廣東沿海圖》中已標有香港以及赤柱、黃泥涌、尖沙咀等地名。[10] 此外，香港在明朝時盛產及出口香木。這種香木屬於莞香，又名女兒香，當年在廣東與江浙等地備受歡迎。據說，「香港」的名稱的由來就是因為香木的盛產和出口。而明朝是香港種香及產香業的全盛時期。從香港的瀝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嶼山）沙螺灣等地生產的香樹製品皆用木箱裝好，會經陸路運至尖沙頭（今尖沙咀）的碼頭，用小艇送到石排灣（今香港仔），再用俗稱「大眼雞」的艚船運至廣州，遁陸路經南雄，越大庾嶺，過贛江至九江市，沿長江送往送往蘇杭銷售[11]。 香港在中西外交關係史上也佔一席位。佛朗機（今葡萄牙）將領安德拉德（Fernao Pires de Andrade）在1516年率船隊前往中國，並於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與明朝廣東地方官員接洽，是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觸。事實上，早於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兵抵達並攻佔屯門，控制香港地區的屯門和后海灣達七年，並於當地立石柱，刻該國國徽於其上，以示佔領。明軍於1521年（正德十六年）向葡萄牙開戰，史稱屯門海戰，戰役持續了40天，葡軍陷入苦戰，最終狼狽返回馬六甲。翌年4月，葡軍再派出由六艘軍艦組成的艦隊企圖重新佔領屯門，8月兩軍在大奚山茜草灣附近對峙。此戰從茜草灣海面一直打到了哨州[12]海面，最後明軍大獲全勝。 [编辑] 清初時期清代香港屬新安縣管轄。清廷為防沿海居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遂於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遷海，沿海居民須向內陸遷徙50里，使居民家園盡失。加上實施海禁，香港本區受嚴重影響。遷海後漁鹽業廢置、田園荒蕪，沿海居民深受遷海之苦，廣東巡撫王來任、廣東總督周有德請求復界。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終允復界，本區居民陸續遷回。因此新界五族[14]於上水設立報德祠[15]恭奉兩公該祠及鄧族於錦田設立周王二公祠內設周王二公書院並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謝。 清朝中葉，隨著清朝與外國有更多接觸，接近當時貿易中心廣州的香港也成為了各國商船的停留點之一，當中以瀑布灣最為著名。而朝廷亦加強對香港一對的軍事防衛，例如設立官涌炮台等。1839年6月20日，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手, 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此事因而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為香港被割讓埋下伏筆。同年11月，中英隨即爆發穿鼻之戰，英方戰敗後逃回尖沙咀，林則徐便下令軍隊駐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還擊，結果成功將英軍驅逐出尖沙咀，史稱官涌之戰。 [编辑] 英治初期
[编辑] 香港割讓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不久，清朝道光皇帝由主戰轉向主和，派欽差大臣琦善到廣州與英軍談判。1841年1月琦善與義律在清廷與英國政府不知情下草擬《穿鼻草約》，並於1月20日由義律發出《給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中，宣稱他和琦善之間「達成了初步協議」[16]，其中包含「把香港島和海港割讓給英國」，並於1月26日於香港島北岸的水坑口登陸。但由於清廷及英國政經界分別認為有辱國體及獲利太少，故雙方不承認《穿鼻草約》的存在，但英國軍方並沒有撤出香港島。直至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大英帝国打敗，並於翌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連同鄰近的鴨脷洲才正式割讓與英國。 1860年清廷再敗於英法聯軍，被逼簽下《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南部連同鄰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讓給英國。當時在九龍半島上的新邊界只用矮矮的鐵絲網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 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條約，租借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的兩百多個離島，但九龍寨城除外，租期99年。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讓，形成了今日香港的邊界。 [编辑] 19世紀中至末英國於1842年正式取得香港島後，即宣佈香港為自由港，是為「香港開埠」。英國的商人，包括鴉片商販，逐漸將香港建立成與東方自由貿易的樞紐。美國的鴉片商販及銀行家亦有到香港參與跟中國的貿易。 1851年太平天國起，不少華南商人遷往香港逃避戰亂。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 萬多人。香港亦逐漸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沿海的主要轉口港。除了貨物的轉運外，香港亦成為華南中國人移居海外的中轉站。從1851年至1900 年期間，超過200萬廣東及福建人經香港移居海外，或被運往海地充當勞工。 1890年代，南中國發生鼠疫。1894年春，在廣州傳出超過十萬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太平山中國人集中聚居的地區亦爆發了病症，每天的死亡人數最多達一百人。結果當年之內共有2,552人死於瘟疫，為數約十萬名的華人離開香港，貿易額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後三十年之內，鼠疫仍偶爾在香港出現，1898年至1900年期間，便再有1,290死於鼠疫。 [编辑] 20世紀初踏入20世紀初，香港發展成為與南中國貿易的轉口港。香港人口穩步增加，市區面積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萬人，至1914年已增至50萬人。隨著城市發展，香港一路增設各種現代市政建設，例如電車、火車、煤氣、電力、電報等等設施一一在香港出現。 1912年，總督盧吉 (Lugard) 為抗衡德國在上海辦同濟大學，以「為中國而立」為名，向廣東士紳募集經費，成立香港大學，為香港培養技術人材。 1925年，上海發生示威學生被英籍巡捕開槍打死之五卅慘案，中國全國出現反英活動，在廣州國民政府支持下，香港及廣州同時出現針對英國人之省港大罷工。 中華民國建立以後，1925年成立的國民政府有意取消不平等條約。無奈國力不繼，國民黨的北伐使政府無閒考慮取回香港的主權。 香港亦是新思想傳入中國的窗戶之一。在1949年以前，中港兩地市民可以自由來往。在香港不少華人學習到西洋知識。部份香港年青人受西方教育，因而接受了西方的現代思想。他們對改變中國政治、社會現狀提出了各種不同的主張；在香港發表言論以至付諸實際行動。香港的華人在1887年已提出清廷的洋務運動不足自強，是維新運動的先驅。1890年代中起，主張推翻滿清的革命思想亦在香港的華人青年中出現，各種革命組織在香港秘密成立，並且多次在南中國發動革命。到辛亥革命以後，香港仍然影響中國政局；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有香港人捐錢資助北伐，有些更加入國民政府裡工作。前國民政府外長伍廷芳就是當時香港的名流。在國共合作期間，廣州國民政府曾發動針對英國的省港大罷工，對香港實行封鎖。1927年國民黨清共，部份共產黨員逃亡香港秘密集會、辦報支持共產黨運動。港英政府曾一度與國民黨合作，將到港的共產黨遣回中國。此後，國共兩黨也在香港暗自做情報工作。港英政府對此採取容忍態度，卻絕不容許這些人影響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故政治審查報章、電台節目，例如二戰前有些敏感的報紙內容會給明顯遮蓋。亦成立政治部（已於1997年解散）監視兩黨在港的一舉一動。 [编辑] 日治時期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軍佔領時中斷。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即展開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廣州及鄰近地區，之後南下至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大量難民逃到香港，香港人口由1931年的八十七萬九千，增至1941年的一百六十四萬。由於香港的華人亦有為中國的戰事，出錢或出力對抗日本。日本對此感到不滿，曾多次向香港政府抗議香港華人的反日行為。 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當天，即民國30年（1941年）香港當地時間 12月8日由酒井隆指揮從深圳進攻香港。負責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國、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義勇軍。日軍不單有數量上的優勢，而且在開戰的首天便取得制空權。英軍和印軍撤退到醉酒灣防線，然後撤出九龍半島。英軍和渡海後的日軍繼續激戰。最終英軍失去了唯一的水塘 (香港對水庫的稱呼)。加拿大兵團在戰事中負責扼守從市區通往港島南部的黃泥涌峽要道。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當時總部設於九龍半島酒店三樓的日軍投降，從此揭開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日軍隨即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直至磯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總督。酒井隆在港期間，日軍在香港殺人無數。根據事後酒井隆在戰犯法庭的審判記錄，他在香港犯下的罪行如下：
日軍在香港濫殺無辜，香港市民反日情绪高涨，有平民在香港島的山頭伏擊日軍將領。到了日軍佔領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參與東江游擊隊，在新界等地方對抗日軍。 日治時期，香港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經濟上，日軍強迫香港市民以港幣及法幣(國民政府貨幣）兌換日本軍票，到了戰後所有的軍票都不獲承認而變成廢紙。戰時與中國大陆的貿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經濟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實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強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道地區亦被改成日文。由於食品及其他物資嚴重不足，加上日軍在香港實行疏散政策，鼓勵或強迫市民離開香港；戰後香港的居民人數大減至七十萬左右。1943年和1944年的日治後期，更出現人吃人事件。 [编辑] 戰後發展[编辑] 經濟轉型Image:250px-Colonialhongkongarms.png 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戰勝利以後，中华民国國民政府一度在聯合國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礙於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國民政府又沒取得美國支持，無力向英國政府取回香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後，与英方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中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無意收回香港主權，也不干預支持中华民国的軍民在香港的活動，用以換取英國承認共產中國政權。1950年，英國承認位于大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继续承認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蘇聯以後第一個承認新政權的歐美國家。 因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數以萬計的人從大陆逃到香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萬，增加至1951年的220萬。新移民提供了廉價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把技術和資金都帶來香港。因共產黨推行鎖國政策，不少外國公司把辦事處從上海搬到香港。這些都為香港經濟迅速發展創造條件；香港搖身一變成為製造業中心。1956年10月10日，右派工會策動大規模破壞活動，連日搗亂300多家左派報館、學校、工廠、商店、工會，並放火焚燒商店、推翻汽車封鎖道路導致交通癱瘓，暴徒並四出搶掠導致300人死傷，稱「雙十暴動」，港督葛量洪派遣軍警搜捕暴徒才告平息。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從此被禁止進入香港。 不過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孕育了社會問題。六十年代，不少青少年相信共產主義。1967年，在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下，一場香港的勞資糾紛演化成暴動。香港商業電台著名節目主持人林彬因公開批評暴動而被縱火謀殺身亡。香港街頭被暴徒放滿寫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製炸彈，使香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許多人移民英國，經濟一片蕭條。而深圳方面的紅衛兵亦多次意圖越過中港邊境，並與沙頭角的香港警察發生鎗戰。後來中國的總理周恩來，堅持不打算收回香港，這事件方逐漸平息。(參看:六七暴動) 暴動過後，港英政府意識到要改善民生，緩和社會矛盾。港督麥理浩在任內推行多項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價出租公屋、出售「居屋」政策，使低下階層逐漸由山邊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環境。另外，麥理浩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 （ICAC）打擊政府內嚴重的貪污問題。部份警員曾因為廉政公署的嚴厲行動而一度以行動對抗。後來政府宣佈對特定日期前的警員貪污行為不予追究，事件方為平息。政府打擊貪污取得可觀的成就，使香港成為最廉潔的社會之一。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費強迫教育」、大學生資助計劃、廉價和優質醫療等，使香港步入現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經濟迅速增長，香港與台灣、新加坡和南韓四個地方並列「亞洲四小龍」。 1970年代初期，由於新界土地契約的問題，使港英政府不得不考慮香港前途的問題。英國政府曾經多次要求向中國政府延續新界的租約，揭開了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移交問題達20年爭拗的序幕。 [编辑] 過渡期隨著中國大陸在八十年代的經濟開放，加上本地工資上升，香港的製造業逐漸北移。香港逐步轉變為以商業及旅遊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壽命、識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項社會經濟指標皆擁有驕人成績，足證香港在20世紀最後40年所獲得的成就，但主權前途問題卻亟待解決。1980年代初，新界租約將於十多年後屆滿，最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但英國人仍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傳統英國資金的商業力量，如匯豐銀行、怡和洋行，亦曾參與遊說工作。當時的商界年青領袖李鵬飛曾率領當時香港的工商界精英組成「年青才俊團」亦前往北京提出有關建議，但遭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否定。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只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把香港島和九龍割讓的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必須整體收回香港；但承諾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權利。 事實上，在十年前的1972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決議案，認可了中國對香港的立場和要求。根據一封在1972年3月給聯合國反殖民小組主席的信件，中國常駐代表黃華表示，香港及澳門屬於被英國及葡萄牙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及澳門問題是中國主權內的事務，而不屬於一般的殖民地問題。他同時表示，中國在適當時候將使用和平手段解決香港及澳門問題。在此之前香港及澳門應保持現狀。 鄧小平認為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不同於內地的社會主義體制，立即融合對雙方均無好處，故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辦法，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和澳門）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即所謂「高度自治」。他同時希望能借此辦法解決台灣問題。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根據這份聲明，英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上述協定中，中國政府會依照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行，並保證香港在除外交及國防外的各方面都擁有高度自治，直至2047年——是謂「五十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對中國共產黨統治沒信心的香港人紛紛移民歐美，帶起第一浪移民潮。 1986年12月5日，尤德爵士於北京討論過渡期政制安排期間突然心臟病發病殁，成為唯一一位任內過世港督。由衛奕信爵士接任。 在1984年至1997年之間，香港銳化成為全亞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內，但巨大的財富卻未能掩蓋香港人對未來政權更替的憂慮。1989年5月21日，一百多萬香港市民聚集中環上街遊行，支持天安門靜坐的北京學生。5月27日，香港演藝界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演唱會，籌得1,200萬港元，並由李卓人把款項送到北京。在5月28日，共有150萬人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北京學運學生及暴徒被武力鎮壓後，香港絕大部分人反對鎮壓，當晚香港再有大遊行，並有300萬人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簽署弔唁冊，悼念在北京死去的學生和群眾。6月7日，全港罷工、罷市、罷課。六四事件引發了持續近五年的第二波、亦是最大規模的移民潮爆發。總體上西方國家，如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和美國是最熱門的移民目的地，當中溫哥華是大多數香港移民的首選，並因此使得當地的列治文得到“小香港”或“新唐人街”的外號。此外，多倫多、悉尼、奧克蘭及新加坡等地都有很多香港移民。這些移民一方面使當地經濟發展突然加速，而另一方面，亦從香港帶走了大量資金及人材。這個移民潮一直到主權歸還前一至兩年，隨著西方經濟，特別是加拿大、澳洲出現衰退，香港移民潮後勁不繼，當移民取得外國國籍後開始出現回流現象。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正式通過，象徵回歸後的小憲法得到落實。一部分人歡迎《基本法》的通過，指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民主的法律；另一部分人則指《基本法》的民主程度仍然不足。 1992年7月，彭定康獲委派為最後一位港督。之前彭定康為英國保守黨主席，直至他在當年的大選中失去議席。他是唯一一位專業政治家出任港督的任命，之前所有的港督都是在英國外交部工作的官員。相反，彭定康對香港及中國大陆只有很少的認識，他亦不懂得中文或粵語。 六四事件後，民主進程一直備受港人關注。彭定康上任後，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立法會增加直選的議席，增加投放在教育、福利和醫療的資源。北京認為彭定康的改革違反了香港的《基本法》，港英政府跟北京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緊張。 [编辑] 主權移交主條目：香港主權移交 1997年7月1日，英國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歸還中國。北京拒絕接納彭定康時期民選的立法局，改為成立臨時立法會取代。下級議會即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都作相類的安排。董建華成為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分別順利過渡為政務司司長（前稱布政司）和財政司司長（前稱財政司）。大部分華籍政府高官也順利過渡到新政府。 以下是一些主權歸還後的變化：
其他方面則大多沒有改變：
[编辑] 特區時期主權歸還過渡期在1997年6月30日結束。然而，就在三個月後，香港貨幣受外來衝擊，地產產值大幅下跌，加上早前生產線開始北移，和香港扮演中國轉口港的優勢下跌，失業、通縮問題隨之而來。政府連串政策失誤如「八萬五政策」、教育改革、公務員改革、禽流感疫情處理失誤，使社會不滿氣氛與日俱增。至2004年尾，衰退潮才得緩和。 1999年，人大常委會推翻香港終審法院所作出的香港人大陸子女居港權的判決，並首度解釋《香港基本法》，令人憂慮中國實踐一國兩制的自治承諾，引發香港市民示威抗議。 2003年首兩季，由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肆虐，香港醫療和經濟遭嚴重打擊。月內有近二千人感染，共299人死亡，經濟損失無法估計，失業率升上至8.3%的歷史新高。及至6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始將香港從「發生本地傳染地區」的名單中剔除。由於政府處理抗疫時多處失當，引致市民強烈不滿，並日益關心本土政治。同年年中，政府在未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下，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關於國家安全問題草擬立法。市民的不滿爆發，於7月1日超過五十萬人遊行反對立法，成為香港繼六四事件之後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事件導致梁錦松及葉劉淑儀兩位局長辭職。至此，中國中央政府得悉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強烈不滿，圖以經濟手段恢復政府管治威信，故積極參與恢復香港經濟的工作；如落實香港與內地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放寬內地居民到香港旅遊之限制（「自由行」）。至2004年 7、8月，香港開始出現輕微通脹，,結束持續了68個月的通縮期，成為各個遭亞洲金融風暴影響的亞洲地區中，最遲復甦的一個。 2004年4月9日，人大常委會再次解釋《香港基本法》附件，否決香港市民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12月，董建華率領二司十一局官員(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門面見中央領導人胡錦濤，遭胡錦濤公開訓斥「查找不足」，可能佈下董建華下台伏線。 2005年3月董建華以「健康問題」為由辭職。然而，新一位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導致社會激烈爭論，引致人大常委會第三次通過解釋《香港基本法》中補選特首任期的條文。因其他對手沒有得到足夠選舉委員提名，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在沒有對手下自動當選，出任行政長官至2012年(於2007年連任後)。 [编辑] 參考文獻及注釋
[编辑] 關連項目[编辑]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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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瀑布位於香港島的香港仔瀑布灣，可能是古籍《新安縣志》（清嘉慶修訂版）中新安八景之一——鰲洋甘瀑的所在地[13]，該瀑布於19世紀中葉前為往還中國及歐洲商船提供淨水。](/wiki/Image:Old_hong_kong.jpg)
